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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与天女的形象正是牛郎与织女原型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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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郎织女”神话与汉代婚姻 神话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形式之一,它不仅与仪式、巫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古代制度、自然物象、地理地貌、历史事件、人性特点、生活习俗等人类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制度存在着联系。与爱情、婚姻有关的典型神话在汉代为牛郎织女故事。“牛郎”、“织女”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可见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了牛郎、织女,但他们只是毫不相干的两颗星而已。至汉代,始将牵牛、织女相连,并赋予人世间男女的特征。西汉昆明池中立牵牛、织女石像,并以发式、服饰、表情和身形姿态以示男女之别,便是绝好的证明。(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文物》,1979年第2期)可以说,这是汉代牛女传说中牛郎织女形象情爱化的开始。至古诗《迢迢牵牛星》,以牵牛、织女为主人公,描绘二人两情相悦、相恋到不能长相厮守的爱情,牵牛、织女传说才真正以两情相恋的坎坷经历展示了令人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古诗十九首》乃东汉文人所作,但这些文人创作的五言诗来源于民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流传于汉代民间的牛郎织女传说,其婚恋情节已经成为传说的主要内容。 

牛女神话传说流行于汉代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

与西周春秋时期相比,两汉时期,爱情与婚姻已不仅仅是当事者的个人行为,而是要在社会与家族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和实现的。汉代的爱情与婚姻,更多地融入家族和社会的因素,受其制约,恋爱和婚姻的当事者犹如网中之鱼,已经丧失了情感的独立和行为的自由。东汉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便是这样的爱情悲剧。刘兰芝被“休”,不是因为焦仲卿“二三其德”,而是因为焦母的蛮横霸道;而刘兰芝的“再婚”,也不取决于当事者的意愿,却是刘兄的好恶。作为婚姻的当事者,焦刘只有在“死”这一点上尚有一点自主权。显而易见,焦刘婚姻悲剧,是家庭的传统力量和社会的习惯法则造成的。而在汉代被世俗化了的牛女传说中,牛郎、织女可望而不可即的婚姻悲剧,同样是两汉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河汉既清又浅更不宽阔,却成为牛郎织女不可逾越的障碍。显而易见,阻隔牛郎、织女相结合的,不是河汉,而造成牛郎织女婚姻悲剧的,也不是当事者本人。  

两汉时期嫁娶奢靡之风盛行。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曾把这件事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来(见《盐铁论》之《国病》《散不足》等篇);东汉时“奢纵无度”,嫁娶“尤为奢侈”(《后汉书.章帝纪》),当时各级统治者和富豪之家是婚事奢靡的带头人。例如汉制规定“聘皇后黄金两万斤,为钱二万万”(《汉书.王莽传》),仅仅聘金一项就相当于中家2万户的财产,其奢靡程度实在令人吃惊!再如西汉蜀地巨商卓王孙给其女卓文君的随嫁物品是“僮百人,钱百万,及嫁时衣被财物”(《汉书.司马相如传》),价值约在三百万钱以上,相当于中家300户的家产。成亲之际,难免还要大摆宴席,其奢靡程度同样惊人。《潜夫论.浮侈篇》云:“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故而有的郡国不得不下令“禁民嫁娶不得举酒食相贺召”(《汉书.宣帝纪》)。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波及到某些下层官员。东汉时议曹史展允因收入有限,至五十岁时依然“匹配未定”,后在其上司和同僚帮助下,方勉强凑足聘金。

两汉时选择配偶的标准很多,或以门第、或以容貌、或以才德、或以卜相。其中门第观念在当事人的择偶意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在为自己或子女选择配偶时,门当户对观念仿佛是一道无形的屏障。把不同等级的人划分在不同的选择范围内。西汉中期人朱买臣“家贫”,“常艾薪樵,卖以给食”,其妻族家境也颇贫寒,无力支助。后买臣妻离婚再嫁,与后夫共“治道”为生,说明后夫的社会地位也不高。相反,经济地位差距较大的家庭之间,一般是难缔结婚姻的。《汉书.陈平传》记载陈平因家境贫寒向富人求婚屡遭拒绝的个案,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

汉代嫁娶奢靡的社会风俗和择偶的种种要求在牛郎织女故事中都有所反映。《岁时广记》卷二六引《荆楚岁时记》载:“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钱下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太平御览》卷三十一也有相同的记载。在这一传说中,牛郎娶织女,实际是娶天帝之女,于门户并不相配,于是,二者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牛郎织女由相悦到相恋却不能长相厮守的爱情悲剧,已超出当事者的个人行为。构成牛郎织女悲剧的原因,表现为一种社会的传统力量、固有观念、文化习俗和道德规范。因此文学意义上的这种爱情悲剧,便成为两汉时期世俗生活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牛郎织女神话在汉代的世俗演化,使这一神话传说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再到情感内涵,都体现为一种向汉代民间世俗生活的演变,而世俗生活化才是牛女神化世俗化演变的最终结果,从而使牛郎织女传说更贴近汉代普通人的生活现实,牛郎织女形象更成为汉代普通人寄托情感、消解痛苦的对象,从而使这一传说故事从真正意义上归属人民。不难看出,这正是牛女传说在汉代广泛流传、备受关注的根本原因。

反映汉代爱情婚姻的神话除了牛女传说外,还有董永与仙女的传说。《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引刘向《孝子传》载有董永与天女的传说:“董永者,少偏怙,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与富公以供丧事。道逢一女,呼与语云:‘愿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为谁?’答曰:‘永妻,欲助偿债。’公曰:‘汝织三百匹,遣汝。’一旬乃毕。出门谓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语毕,忽然不知所在。”曹植《灵芝篇》又以诗的形式咏叹这一传说:“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在这一传说中,董永与天女的形象正是牛郎与织女原型的变异。

与牛郎织女传说相比,董永与天女的传说在情节及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变异和发展,意义是巨大的。天女下嫁董永,来到人世之间,是为了帮助董永摆脱困苦的生活,它说明在人们的想像中,天上的世界与现实的人间是不同的。天上充满着仁慈的神灵,地上则遍布着狡诈的恶人。天上体现着平等和正义,地上则到处是不平和邪恶。苦难的人们入地无门,却求天有路,于是便幻想借助天的帮助,求助天的照应。显然,如果说牛女神话中牛郎、织女单纯的婚恋情节,还是汉人浪漫的神话精神的体现的话,那么董永传说则无疑是汉人由浪漫的神话意识向朴素的现实情感的转变,由对神界的幻想向对现实的关照的转变。换句话说,董永传说正是汉人对人生苦难借助神话形式而进行的深刻反思的结果。

神的产生依赖于人的“自意识”的形成。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思维和意识得到发展,形成了以“自由”的思想和意识去感知世界的愿望,从而创造了神,并通过神来体现他们认识、把握和影响世界的理想和愿望。故而,后人可以通过神话了解到过去人的生活,再现他们的所知、所想和所愿。把神话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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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永

在“董永行孝”故事流传的两千多年中,对其原籍的考证时有所闻;而今对董永原地考查中,“四处争称董永家”的现象又注入了新的内容,即集邮者对原地的论证。让我们从董永传说的文化渊源中,探寻董永原地,从而寻求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董永的历史渊源

      《董永卖身葬父》这个故事产生于西汉,盛传在东汉;其故事在汉、魏、晋历代相传,由于时代的不同,其情节也不尽相同。东汉时产生了刘向以《二十四孝图》整理而成的《孝子传》等类文学作品的雏形。

  在东汉冲帝(刘炳)永嘉(公元145年)时的武梁祠石刻画上(见《武梁祠画像》唐人拓本,南京图书馆收藏)。形象地描绘了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说明这个故事在当时已家喻户晓,因而寺观祠堂将事迹刻于殿堂之上。三国时著名诗人曹植(公元192年~232年)在《灵芝篇》中热情地赞颂了织女帮助董永偿债的义举:“债家填门至,不知佣何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在1956年12月10日《新华日报》副刊《江苏古今谈》上,汪国 先生在《东台的董永祠墓及其传说》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董永墓祠及其活动地在江苏东台西溪镇,为之提供了翔实论据。

  沈献智先生在《应注重董永的原地》一文中(见2002年3月29日《中国邮政报》),引证了1989年11期《文史知识》第107页“文史信箱”中的解答,殊不知早在1983年,第1期《中国民间文学论谈》上所刊载的《<天仙配>故事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一文,已雄辩地说明了董永原地。由于阅览范围、学术研讨的局限性,造成了沈先生的误解,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今从集邮者的角度看“原地”的讨论中,显然是指“根据邮票内容确认的事件发生地、人物诞生地、逝世地、活动地等制作的原地封”(《中国集邮大辞典》第487页)。东台是董永的出生地、故事发生地、逝世地等,董永故乡的史料、地名、传说都记录了他的一系列活动,充分证实了这里是最佳的原地,也是无可非议的事实。当年知名学者汪国先生将董永与七仙女故事发生地,即西溪傅家舍、古丹阳村、缫丝井、凤凰池、辞郎河、肝肠河、舍子头、东鞋庄、西鞋庄、摹云庄、董贤村、董父墓、董永墓、淌水桥、鹤落伦、东广福寺和西广福寺等五十多个有关地名制成挂图,对董永故里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论证,这正是对民间传说——董永与七仙女故事发生的原地最好注释。

东台是董郎的故乡

古镇西溪原为临海县城所在地,在秦前是吴的属地,汉代时经济繁荣,人杰地灵。

南宋《方舆胜览》载:“海陵西溪镇,汉孝子董永故居。”古镇西溪历史上曾有晏殊、吕夷简、范仲淹三宰相在此任官。当年,晏殊、范仲淹在此都留下赞叹董永行孝的诗文。范仲淹曾赋诗道:“谁言西溪小,西溪出人才,参知两丞相,曾从此间来”。

  当年因晏殊政绩卓著,后人为纪念他,将西溪更名为晏溪。清嘉庆《东台县志》卷二十二.传三引自《晏溪志》中记载:“汉董永,西溪人,养父家贫,流寓佣工,父亡贫无以葬,自卖其身;贷主人曹长老万钱以葬,孝感于天,降仙女为偶,永与俱伺钱主。令缫丝织绢三百尺,一月而毕,以赏万钱。一月毕,辞永去曰:我乃天庭七女也,缘君至孝,故代为织绢,言讫,凌空去。”至今董孝贤祠内仍有对联为证:“卖身葬父一贫如洗,忠心为奴孝思严亲”。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巡宰李诚在西溪见到此遗迹后,筹资建亭立碑。据《东台县志》记载,董孝贤祠位于该镇三贤祠后面,在明朝万历四年曾改为忠孝祠;在此镇西北角的广福寺后,有董永墓,并有董永父亲的墓在曹氏故宅之后(董永卖身给一万钱的那位曹长者)。自汉章帝时的东台东广福寺的大殿上,就供奉着64个“长者”的偶像,(汉代西溪即有64个地主)同时有董永牌位供奉,历久不衰。西溪在汉代时人烟稠密,生产发达,建有360口井,99座寺院。

  东台留下许多“七仙女下凡”的传说和遗迹。明末清初时著名诗人吴嘉纪曾以西溪丝井为题撰写诗作:“烟墟 蔼野晖斜,沟讯溪中仙女家。一自杼声闻下里,千年流水出塞沙。离尘古 自生苏,照影今日谁似花。环佩遥遥不可遇,荒凉徒倚暮云遮。”此井指七仙女汲水缫丝之井,现仍在古镇西溪的南仓桥畔。董孝贤祠、缫丝井在1979年、1983年先后列为政府文物保护单位。

  在西溪南侧十八里河口,有一古槐,董永与七仙女就在这棵槐树下指槐为媒,结为夫妇;附近的“荫庄”是董永企盼七仙女回归的伫守之地;当年董永与七仙女分别之处“辞郎河”,而今依旧绿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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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们如何过“七夕”

月下盟结,穿针引线

胶东地区,有祭拜七姐神的习俗,年轻女子常喜欢在七夕节着新装,聚一堂,月下蒙结七姐妹。有的还唱“天皇皇地皇皇,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你地针,不图你的线,光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还竞赛穿针引线,争得巧手之名。

漂针试巧

    七月七日,为“女节”。少女咸以盂盛水向日,中漂针,照水中之影,以试巧,复陈瓜果,争相“乞巧”。

种巧菜作巧花

山东荣城有二种活动,一种是“巧菜”,即少女在酒杯中培育麦芽,一种是“巧花”。也是由少女用面粉塑制各种带花得食品。

结扎巧姑 种豆苗青葱 占卜巧拙 穿针引线 剪窗花

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在七夕节的夜晚也有举行各种乞巧活动的风俗,妇女们往往要结扎穿花衣的草人,谓之巧姑,不但要供瓜果,还栽种豆苗、青葱,在七夕之夜各家女子都手端一碗清水,剪豆苗、青葱,放入水中,用看月下投物之影来占卜巧拙之命,还穿针走线,竞争高低。同时还举行剪窗花比巧手的活动。

净水视影定验巧拙

    江苏一带的乞巧活动是取净水一碗于阳光下曝晒,并露天过夜。即捡细草棒浮于水中,视其影来定验巧拙。也有许多青年女子采用小针看水底针影来应验智愚的。其他地区的汉族也多采用这种方式来应验巧拙智愚。

用蜘蛛乞巧

浙江、安徽等地用蜘蛛乞巧的方式:在小盆或小盒中放入蜘蛛,次日晨看其结网地疏密来定巧拙。如果蜘蛛还在瓜果上结网,也意味着智巧的到来。及以小蜘蛛贮盒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少。

接露水

浙江农村,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

种生求子

种生求子是七夕节中旧的习俗,实际上是信仰之一种。在节日前利用若干种植物,如小麦、绿豆、小豆、豌豆等,放在器皿浸水,生芽数寸后,于七夕即日用红蓝彩线束扎起来,作为一种得子得福的象征。还用蜡塑各种形象,放在水上浮游。

树液洗头发 花草染指甲

许多地区的年轻姑娘,喜欢在节日时用树的液浆兑水洗头发,传说不仅可以年轻美丽,而且对未婚的女子,还可以尽快找到如意郎君。用花草染指甲也是大多数女子与儿童们,在节日娱乐中的一种爱好,也与生育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七夕储水 红头绳七个结

广西某些地区有七夕储水的习俗,认为双七水洗浴能消灾除病,体弱多病的孩子,也常在此日将红头绳结七个结,戴在脖子上,祈求健康吉祥。

吃巧食

七夕节的饮食风俗,各地不尽相同,一般都称其为吃巧食,其中多饺子、面条、油果子、馄饨等为此节日的食物。吃云面,此面得用露水制成。吃它能获得巧意。还有许多民间糕点铺,喜欢制一些织女人形象的酥糖,俗称、“巧人”“巧酥”,出售时又称为“送巧人”,此风俗在一些地区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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